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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耳:调侃中国人的德性  

2012-05-13 17:47: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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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耳:调侃中国人的德性-1


 

 

 

                                  


 

                                                           

 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评价中国人:“‘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纯正的品性。’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研究中华文化不能不研究中国人的德性德行。可以说,中国人就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我们中国人看中国人不难理解,但换了西方人看中国人就觉得很神秘了。诺贝尔奖获得者钱永健曾说:“我在美国出生成长,不太会说中文。我是美国科学家,这一点很确定。我不是中国科学家。血统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份”。他坦言真的没错,辨别一个人是哪里人,不是看他的国籍或者肤色,血统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份,重要的是看他文化本质。即,看他对文化的认同感。因为他人的思维方式是由他的文化本质决定的。今天的中国人严格说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道的中国人了。因为缺乏文化的认同,或说国人的文化本质变异了。所以,有人说你想了解大唐文化,你就到日本去;想了解宋朝文化就到韩国去;想了解清朝文化就到香港去;想了解民国文化就到台湾去。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文革”已经把中华文化破坏得面目全非了。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国家,它只生产洗衣机和冰箱,不生产思想”。不是她嘲讽中国人,美国耶鲁大学一位大学教授在讲到世界英语热时说:“十年前在美国也曾刮起過一股英语热,但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汉语背後沒有文化,文化背後沒有思想,思想背後没有精神。今天的大陆中国人其实没文化,没信仰,没思想,没精神,已经显得不伦不类。所以,你要了解中华文化不难,难在你想吃透当代中国人,非常不容易。人们都说当代中国缺乏信仰就在这。其次,中国历史上原本就属于无宗教信仰国度。对中国人影响较大的是儒、释、道,佛教并非原来的佛教,流入中国后被“改造”,所谓的信佛,充其量是当做一种迷信;道教成了妖魔化,更多的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罢了。而儒家文化原本就是被统治阶级利用愚民的文化,它的负面对国人影响极大。如果说中国人劣根性普遍存在的话,那就是儒家文化作祟的缘故。中华民族相对犹太民族、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大韩民族,属于劣等民族!因为在中国人身上已经找不到鲜明的民族个性。这是进步呢还是历史的倒退?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国外不乏研究中国人学者。自从那位喜欢说大话的威尼斯商人在热那亚监狱里口述了一本游记,700年间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商人,水手、政客、学者,形形色色的人写过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有写实,有虚构;有不着边际的赞美,也有不怀好意的污蔑。在这难以计数的"中国著述"中,真正有影响的,不过那么几本。例如《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安逊的《世界旅行记》、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德行》也算是其中之一。《中国人的德行》一书的内容1890年曾在上海的英文版报纸《华北每日新闻》发表,轰动一时;在纽约由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又被抢购一空。西方人曾从马可-波罗那里听说一个神话般的契丹,在门多萨那里将信将疑地得知一个半传奇、半历史的中华帝国。耶稣会士、启蒙主义哲学家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中国的开明君主,宗教宽容、以及孔夫子的智慧,都曾令西方人困惑、仰慕,感到惭愧。当然,另一一方面,也有很多反面意见。英国海军军官安逊笔下的中国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那个民族狡猾、肮脏,中国是个堕落的地方。这类观点在启蒙运动以后越来越有影响。中国究竟怎样呢?有关中国的争议在西方冷寂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史密斯的《中国人的德行》出现了,他试图刻画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中国人的德行》或许是最后一部西方传教士写的、在西方与东方都有影响的有关中国的书。 

《中国人的德行》是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同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他有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验为他的叙述与评价担保,他看到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本相的暖昧性。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多种特征,有褒有贬,并常能在同一,问题上看到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中国人的德行》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影响了西方人、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有很大影响。张梦阳先生对此曾有过专门研究(见《鲁迅研究资料》, 11,《鲁迅与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史密斯是位诚实、细心的观察家。读者在阅读中不难发现这一点。然而,诚实与信心并不意味着客观与准确。因为文化与时代的偏见与局限,对于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无法超越的,尤其是一位生活在1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士。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基督教偏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史密斯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印象与见解。基督教普世精神、西方中心主义,构成史密斯观察与叙述中国的既定视野。中国人的性格形象映在异域文化背景上,是否会变得模糊甚至扭曲呢?辜鸿铭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比如那个可敬的阿瑟。史密斯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春秋大义》"序言") 

美国传教士眼里的中国人的形象,并不具有权威性。它是一面镜子,有些部分甚至可能成为哈哈镜,然而,问题是,一个美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中国人的德行》已经出版整整l00年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成为一个世纪的话题,谁也绕不开它,即使沉默也是一种反应,辜鸿铭在论著与演说中弘扬"中国人的精神",史密斯的书是他潜在的对话者,回答、解释或反驳,都离不开这个前提。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其中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中国人的德行》的影响。《中国人的德行》已成为一种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性格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我们不能盲信史密斯的观察与叙述都是事实,但也不必怀疑其中有事实有道理。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了解自己既需要反思也需要外观。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临照这面镜子需要坦诚、勇气与明辨的理性。 

鲁迅先生一直希望有人翻译这本书,在他逝世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先生还提到:"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有人评论:这本书是一个传教士所写,因此,不免抬高上帝,而贬低中国各路神圣。虽然中国又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中国人的性格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变的只是衣服与时代。初看这本书时,出版说明提到鲁迅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能有人翻译这本书,我还以为是出版商为了销路而自吹的。勉强看了一部分,就知道真的。鲁迅生前一定看过它的英文或日文版,他推荐的没错,中国的确需要一面镜子,不是中国模糊的铜镜,而是外国人的镀银镜。没有看过此书的人,看看题目就知道不错。当然,你不能说:“我哪有这样?”实际里面说的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性格,不是个人的。正如很多东西是人民的,个人却没有多少。请不要对座入号,也请对座入号。人们总是希望见证人所说的都是真话,没有半点含糊。许多略知中国人的见证人,虽然能说出一些真实的东西,但他们中并没有多少人能如实地叙述;更不用说要他们讲出全部真情。任何个人,无论他的知识面多宽,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全部真实情况。因而,本书必须面对来自3种不同观点的异议。 

首先,或许有人会说,要把所知道的有关中国人的特性如实地转述给他人,那只是白费力气。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是1857至1858年期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专门采访中国的记者;他像所有到中国去的作家一样,有机会亲眼目睹在各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并可以借助于那些很具资历的人物的看法去了解中国人。然而,库克先生在他所出版的书信集的前言中却承认他对中国人特性的描述是失败的,并为此表示歉意。他说:"在这些书信里,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作品,我写得并不够精彩,这是很大的疏忽。这本是一个最具诱惑力且最能施展才华的题目;机智的假定,深刻的概括,自信的断言,都可以在其中得到展示。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们肯定会由于我没有从这种机会中有所收获而鄙视我。事实上,我写过几位中华民族中非常优秀的人物;但不幸的是,在我把眼前的这些人物置于笔下时,他们曾有过的粗俗的言行却与我的初衷相违背。为了追求真实,我烧了好几封长信。此外,我还经常就这种事与最著名的汉学家坦诚地进行交谈,结果发现,他们与我一样,都认为要形成有关中国人特性的整体概念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困难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们才会遇到。一位精明的作家,可以在完全撇开主题的情况下,轻易地作出两个客观真实、头头是道但相互对立的分析。有朝一日,我们或许可以获取某些必要知识,能够全面准确地分析和评价中国佬的特性中明显的自相矛盾。目前,我至少必须排除严格的界定,用中国人所具有的特殊品性去描述中国佬★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人已经使自己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被看做是压服不了的、神秘的,的确,除了在中国,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中国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与中国打了几百年的交道,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中国大地上的人民以及其他复杂的现象作同等看待。

"其次,对本书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笔者并不完全具备写此书的资格。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人,并不能完全保证他有能力写出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书,正如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22年的人,并不足以证明他有资格撰写出有关冶金学或复本位制的论文。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一个还未考察过它的一半以上省份且只是在其中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这整个国家作出概括。本书的这些文章最初只是为上海的《华北每日新闻》所准备的,并没有考虑更广泛的传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论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笔者这才应读者的要求将文章汇编成册。"中国佬""这个含有贬义的词似乎已经根植于英国人的语言之中,而"中国人"这一恰当的词却被排除在外,这是一桩令人吃惊甚至遗憾的事。在中国的外国刊物中是否有一家不用"中国佬"这个词称呼中国人,在中国这个国家中是否有一位作家就是不用这个词,我不得而知。《中国人的性格》于1890年在上海出版;这个版本在中国和东方广泛流传,两年前就已告罄。 

第三种反对意见,来自某些人,认为要阐发某些看法,特别是涉及中国人的道德特征,会产生误解和不公正。然而,人们应当记住,印象并不可能像统计数字那样丝毫不差。它们更像是照片的底片,没有哪两张是相同的,但每一张都真实地再现其他底片所没有表现的某些方面。拍照用的胶片不同,透镜不同,显影剂又不同,其结果当然也就不同。许多久居中国的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完全要比笔者多得多。他们所表达的看法实质上是与笔者相一致的。还有人认为,在某些部位加一些亮丽的色彩会给过于单调的画面增添真实性,这些人的看法同样值得尊重。正是考虑到这些十分正确的意见,笔者对原文作了全面的修订。由于出版的紧迫,原来所讨论的中国人的特性有三分之一被省略了,当然,最重要的部分仍然保留,并新写了"知足常乐"一章。

对于中国人所具有的并且表现出来的一切好的品性,我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予以赞美;同时,又不能陷于某种先定的思维框架,抬高他们实际上所具有的道德品行而大加赞赏--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这使我们联想起撒克里。曾经有人问他,在他的小说中,怎么会好人总是傻瓜,坏人却是聪明。对此,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他是无心的。一幅表现橡树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橡树的轮廓中分辨出拿破仑抱臂低头站在圣。海伦娜岛的样子。长时间地这样看,往往一无所获,而且,这样做显然也是不对的;但是,一经他人指点,看画者在看画时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拿破仑的样子。同样,在中国,许多事起初并没有出现,但却能被看出,而一旦被看出,就难以忘却。正如限制性从句不能取代概括性的主句,本书的文章并不是对整个中国的概括,也不是诸多外国人所见所闻的集萃,这一些必须提请读者们注意。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位观察者对自己的印象所作的描述,只是许多"中国人特性"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构成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图、而更像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用炭笔对中国民众的某些特性所作的简略素描。它们只是组成一条光线,而无数的光线交织在一些,才能形成一道白光。它们也可能被视作归纳研究,来自笔者及其他各种人的个别经验在这里得到汇集。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围绕着各个主题列举了大量的具体事例。米多斯先生是众多研究中国及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哲理性的。他认为,一个人对外国民族特性有了正确的看法并希望把这种看法转达给他人时,其最佳方式莫过于把所有有关的笔记都交给他细读。在这些笔记中,详细记录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特别是那些非同一般的事件,并附有当地人对该事件的说明。从大量的此类事件中推出一般性结论。推出的结论可以被怀疑或否定,但所列举的个别事例,只要是真实的,就不能仅仅由于某种原因而被搁在一边。任何有关中国人特性的理论最终都必须对这些事例作出分析。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是十分困难的。试图从事这一研究的人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同样,许多看起来属于中国人"特性"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东方人的特性,待会儿就会看到这种情况;至于对不对,每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予以判断。 

据说,当今与中国人交往、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有三条途径: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些信息来源无疑有其价值,但似乎还有第四条途径,这就是研究那些住在自己家乡的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这一途径比前三者相加起来还有价值,但它并不向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开放。正如在农村比在城市更能明白一个区域的地形。在农村也更易于了解人的特性。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城市住上10年,他所获得的有关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知识,或许并不如在中国农村住12个月所获得的知识多。除了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我们还必须把乡村看做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本书的这些文章正是以中国农村为立足点而写成的。这些文章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一个没有任何主观偏见的观察者对所见所闻的如实报告。正是由于这一点,本书没有涉及所谓用基督教改善中国人特性的问题,也不作出中国人需要基督教的假定。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如何纠正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问题"己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到20世纪,这一问题将是更为紧迫的问题。中国人是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何改善他们是每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不可能不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些结论将会得到一系列曾被过多忽视的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错了,无论怎样支持,都不攻自破。埃尔金勋爵对上海商界的那次答问,虽然已过多年,但他的话至今仍是正确的和恰当的。他说道:"当自由进入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时,西方基督教文化将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种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衰退和有缺陷的古老文明,但在另一些方面又不能不使我们抱以同情和尊敬。在将要出现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要想在这个具有怀疑态度且又足智多谋的民族中开辟道路,就要使人们明白,进入天堂的信仰比不离尘世的信仰更能保证公众和个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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