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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耳博客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日志

 
 

(儋-064)鸡肋篇:随想随记  

2011-06-27 00:58: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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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肋篇:随想随记 - 儋耳 - 儋耳私家笔记簿

 

 

 

 


 
鸡肋篇:随想随记 - 儋耳 - 儋耳私家笔记簿

 

《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是否定中国人吗?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是嘴上说如何爱国,言论应该贯穿着批判精神的光芒和民主精神。当代中国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敢不敢说真话、澄清是非,为人为师的道德问题。一个真正的人,最基本的素养是什么?首先要有献身精神。要有象茅于轼那样说真话的人。当代中国缺席的是不怕强权,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伸冤、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压力也要坚持捍卫真理的人,成功终归是属于那些人。如果人人都有茅于轼那种觉悟,中国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今天的时代是历史上社会最混乱意识形态最矛盾的时代。究其根本是执政者平庸无能畏惧,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与魄力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其实,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这些人,遗憾的是爬上去后企图安稳度过任期平安降落,他们不是合格的政治家称职的大国领导人,在未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他们不可能留下辉煌的记录。当代中国没有政治强人,没有伟人。我发觉一个误区:人们在谈论时政的时候,不是歌颂党共就是鞭挞。这会陷入一种抽象的空谈无异于发泄没用。党,不是那个自然人的党而是一个社会团体。其本身也是随着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的,犹如国民党就和两蒋时代不同。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一个花瓶般的民主党来领导一个大国,关键是政治改革建立党内民主扩大到社会民主才是真。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大凡谈到毛就争议。其实茅于轼的认识是客观公正的。有些人简单的把今天和过去对比,以今天的短去比过去的长,忘记了过去的长是奠基在什么制度基础上所产生的属于当时相对比较所出现的短。很弱智。毛无疑是个历史人物,他代表的是一个时代,历史不可能重新回到过去,积极的思维是加快政治改革,克服前进发展中的问题突破瓶颈往前而不是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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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美国对老人有许多优惠,坐公交车、看电影、游博物馆都享受优待,买票可打折扣。这在中国也有了。但是在美国,给老人优惠并不要看身份证,只要自报家门,人家就信了。而在我国,明明一看就是老人,还要《老年证》。没有《老年证》,再老也不认。人对人如此的不信任,真叫人寒心。也许优待老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其实并不想优待,如果这样,没有身份证明就只是一个借口。这种人跟人的关系氛围,生活在其中很不舒服。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制度的不信任上。制度的设计假定人都是坏人,这才有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信任。有一个例子,在商场买衣服需要试穿,大一点的商场都有专门的试衣室,而且是封闭式的,旁人不得进入。顾客进入试衣室时,门口要检查,看是拿了几件衣服进去的,并且发一张牌,上面有衣服数字。出来时要检验,是否把拿进去的衣服都带出来了,因为有人把带进去的衣服穿在了身上。有些超市在收银处还要查看顾客带进去的包。因为制度严密,培养了人人遵纪守法的习惯。这就是他们的处事原则。先把人当成是坏人,培养人们不敢犯法的习惯,然后形成了人人遵纪守法的风尚。在我们这儿,经常唱高调,甚至于假定一些人是特殊材料做的,天生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而疏于监管,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培养出漠视法律的社会风气,到后来再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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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中国最有学问的随笔、札记是清代的考证派学者写的。比起宏大的理论建构,钱锺书更看重的是零碎的片段思想,他曾经写过:“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管锥编》的写作体例正是其观点的反映。这种札记体在中国学术中有一定的历史,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容易接受。我一直在想,钱先生写《管锥编》的时候针对的是谁?他在跟谁辩论?我觉得钱锺书就是在同清代学问最好的学者争论。那么争论什么呢?钱锺书很反对考证派把文学当作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不承认文学有其独立性和独立价值。清代人研究杜甫,就必须考出来他今天写这首诗的生活背景,而受到他们影响的后世学者研究《红楼梦》,也就一定得先把曹雪芹的家世背景弄个一清二楚。《管锥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引用西方文学的例子,来证明清代学者对自己国家的文学传统的误会。我觉得这也许是他著《管锥编》最基本的目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指出不同的语言、审美原则或者思想中的相同趋向。我们当然对“人类普遍性”这样大而化之的概括都有警惕性,钱锺书自己就很警惕那种不同人文传统中的大作品的生拉硬拽的比较,然而在单个思想或主题的层面上,钱锺书便在不同领域和语言中如鱼得水,他用尽可能多的不同来源的材料来展现一个主题的多个方面。许多现代学者不满于传统批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弱点,而钱锺书却担心他们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管锥编》就是一棵棵“树木”,他关注这些树木的方式空前绝后,在跨越时间和语言的同时,也尽其所能做到不忽略任何可能的材料。另外的目的可能跟“文革”有关。《管锥编》是在“文革”后期写成的,其中对于二十世纪的政治状况只字未提,这里也许有远离事端或者说明哲保身的动机,然而“文化大革命”对文化传统的破坏一定是他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他常常把古代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与古代西方的文学作品相并列,这就是要表示中国的文学传统与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传统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而不是什么封建毒草。当然他从来没有直接明言,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将之看成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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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智力的进化和天才基因。研究人员统计了美国两千多个家庭的父母及孩子的智商数据,汇总发现,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智商确实比父亲和孩子的相关性略强。比如,母亲和儿子的智商相关程度为 0.443 (相关性越接近1,两者相关性越强),而父亲和儿子的则为0.411。但是这不足10%的差距实在显的微乎其微。这么看来,“儿子的智商由妈决定”的定论是完全靠不住脚的,妈妈爸爸和子女的智商都有着关系,但也都不起决定作用。本世纪初,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基因序列编码也得到了破解。科学家们发现,X染色体上的近千个蛋白质编码基因里至少有40%都在大脑里表达,这个比例要高于常染色体,更远远超过Y染色体([2],[3])。也就是说,X染色体对大脑结构,认知能力,智力发育等等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对于男孩来说,他们唯一的X染色体来源于母亲,也就说,理论上讲母亲对儿子智力方面的遗传作用也应该是巨大的。X染色体上集中了大量智力基因听起来好像对于男人来说是不利的,但很多科学家认为,这其实是人类智力进化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Gillian Turner教授认为,人类的智力进化比别的任何遗传特征都要迅速,如果想要尽量快速的把一个基因在人群里传播,把它放在X染色体上是最明智的选择了。X染色体作为性染色体已经有三亿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大部分基因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并且在性染色体上一直是主导的位置。所以有人猜测,X染色体上的进化并不主要靠新的基因的产生,而是很大程度上旧的基因产生新的组合。不少科学家还猜测天才基因也是和X染色体息息相关的。下面这个图就代表着这么一个天才基因显现和传播的简易模型[5]。这个模型里只有六个基因,全部在X染色体上。第一代妈妈X染色体减数分裂之后产生了一个天才基因组合——全A基因的儿子。这个儿子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他的天才基因只能传给他的女儿,而不是他的儿子。而他的女儿再结婚,由于减数分裂中染色体发生重组(x的位置)的原因,天才基因组合被拆散了,所有的第四代都很平庸,但基因还在传播下去,期待着再次出现天才组合的机会。所以,虽然天才基因可以延续,但是天才的出现只是个偶然事件而已。如果这是真的,天才基因还需要靠女儿传宗接代,那么各位天才男人们就应该生女儿,否则基因要是在儿子那里将会断了香火,对于人类来说那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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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问一个人府上是哪里的,多半回答其祖籍。而今天要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就不那么确切了。一个在老家长大的人,譬如我,很好回答,可如果是第二代、三代移民,回答其祖籍和出生地,似乎都没错,但也不甚准确。比如女儿,在广州派出所给他上户口,籍贯一栏还填着海南某县,籍贯从父、祖乃中国民间习惯。他若说自己是海南某县人很可能底气不足,因为她对那里并不熟悉。我本身也是在外地长大的我对籍贯地也不熟悉。中国人一向重视“籍贯”,在一百多年前,一个人的地域属性,首为其籍贯,而籍贯指的就是“祖籍”,而非现代一些词典含糊的说法:“祖居地或个人出生地”。而五代以内不变籍贯的惯例也源于礼法。中国传统礼法中,同宗族五代以内相互有权利和义务,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丧仪的规定,根据关系亲疏,丧服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差别。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聚族而居,宗族在一个人成长中的影响极大,而当时社会人口流动并不频繁,所以弄清楚五代以内的祖居地并不困难。一个人的祖籍地弄清楚了,他的社会关系乃至社会信用程度基本上就可以搞清楚。所以那时候通过科举出仕的官员,必须向朝廷清清楚楚写好五代之内直系长辈的基本状况,由吏部来判断其家世是否清白纯良。今天的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实在太大了,其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从农耕社会转型为工商业社会,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快,人员流动加剧,一个人的祖籍、出生地、生长地、工作地都不一样很正常。许多人对自己父亲、祖父生长的“祖籍地”毫无印象,一辈子也回去不了几次。而“籍贯”的定义也变得潦草。从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辈人都曾在那儿生活。显然,在今天的社会大背景下,祖籍的重要性远不如古代,而一个人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可能对其影响更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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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吃什么,确实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记载明代“南京贡船”所载上贡皇宫的货物种类和数量,其中以食品为主,有:“司礼监制帛二十扛,船五,笔料船二。内守备鲜梅、枇杷、杨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监鲜笋四十五扛,船八,鲫鱼先后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内守备鲜橄榄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鲜笋十二扛,船四,木樨花十二扛,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扛,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扛,船一。尚膳监天鹅等物二十六扛,船三,腌菜苔等物百有三坛,船七,笋如上,船三,蜜饯、樱桃等物七十坛,船四,鲥鱼等百三十合,船七,紫苏糕等物二百四十八坛,船八,木樨花煎百有五坛,船四,鸬鹚鸨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荸荠七十扛,船四,姜种、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姜百扛,船六,鲜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样果百四十扛, 船六。内府供应库香稻五十扛,船六,苗姜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样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马监苜蓿种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只,龙衣、板方、黄鱼等船不预焉。兵部马快船六百只,俱供进贡。”这些贡品送到北京供大内享用,每一年南京一地的贡品就如此繁多,以大明朝之广阔疆域,各地进贡食品之多,可想而知。但大内不仅仅是皇帝一张口,嫔妃、皇子、公主、太监、宫女所食,再加上经办官员的贪污克扣,全国各地每年进贡的食品还远远不够。进贡,仅仅是皇宫食物的来源之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明朝皇宫食品另外一大来源是“上林苑”所产,上林苑就是专为皇宫生产食品的“皇家农场”。农场里,豢养着各类家禽家畜,栽种着各类蔬菜。全部的牧场和菜地,加起来4000多顷,看起来数字惊人,但对一个统治着当时星球上最富饶的帝国的皇家来说,也不算太过份。各地贡品加上皇家农产所产,依然不能完全满足宫廷需要,那么不足的部分则有负责皇家饮食的光禄寺向民间采办。采办是一种商业活动,按道理说比皇家自己办农场更节省成本,比向各地官府索贡更仁慈,但由于在权力通吃一切的体制下,皇家采办和卖东西的商户并非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一方面,采办的光禄寺官员勾结中介,虚报价格,所吃的回扣惊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言:“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槅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宫廷修房子如此,采办食品亦是如此,这是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下一切政府采购的通病。而另一方面,又如白居易《卖炭翁》所描写的那样,把持这一买卖的官商,欺压那些小供货商,先拿货后给钱,而且给钱时七扣八减。明朝皇帝中最为体恤民情的孝宗曾下令:“买办供应,即宜给价,不许行头用强赊买。今后但有指称报头等名目,强赊害人,所司严以法治之。”清代的皇室,相比较明朝节俭得多,康熙朝的一年宫廷用度,不到晚明的十分之一。----这当然是前期,到了后期,政治腐败导致皇室和官僚腐化惊人,这也是一种历史规律。明清两代皇家从民间索来的贡品和采办的食品,其品质比一般老百姓吃的好一些,但产地和老百姓吃的也没什么区别。那时候,不用说皇家,即使多数百姓,似乎不需要对食品安全担心,腐烂变质的食品凭肉眼和鼻子就能察觉,而化工技术很落后,再聪明的人,也造不出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粉、白块米粉。那时候连农药、化肥都没有,皇帝和老百姓一样,除了吃纯天然的食品外别无选择。那么,皇家的食品来源渠道,也不必太“特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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