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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耳博客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日志

 
 

儋耳:私塾、书院、国子监、科举  

2010-09-06 01:41: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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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私塾、书院、国子监、科举

 

          古时候怎么上学读书

 

 “俺张宗昌识不了几个字,你姐!今天轮到咱当校长了,没有多说的话,人家欺负咱的子弟,咱要他妈,还不答应他”。这是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军阀狗肉将军创办大学做了校长后第一次训话。在中国,尊重知识,受益于知识是全社会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建立在无贫富、贵贱之分的基础上的。如果有那个孩子没能上学受教育,一般两个原因:一是家庭实在贫困没钱供孩子读书;二是孩子不愿意上学,家长又无能为力。中国自古就重视教育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我国是个君主制帝国,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万般皆下品唯有为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仕途之路来自教育,千百年都这样。那怕你不读书经商成富翁享有富贵荣华,没文化知识则不入流,你就得不到世人敬重。张宗昌斗大的字装不了一箩筐,被人瞧不起才办了这所大学。

我们许多人都以为,古时候所谓“上学”就是去读私塾。应该说也是,但不尽如此。因为根据《管子·弟子职》描述,我国早在孔子没出世之前的周朝,就有寄宿性质的学堂了。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了。一般人可能忽视了。书中记述,当时的学生,清早起床要先伺候先生起床梳洗,再四下打扫卫生,设置坐席等待先生授课。“出入恭敬,如见宾客”。老师对学生要求的规矩很多,例如,要求学生形容仪态要“颜色勿怍”。但这并非扼杀童真,相反要求学生不能不活跃,不能够惧怕,否则失去“雍容”。中国的孩子明清时期给外国人的印象是,目光迟滞,拘谨木纳,不敢乱说乱动,一副呆板。其实,在古代礼仪烦琐的中国,早在周朝(没孔老二时代)社会开放,孩子们也很活泼,绝对不是这样啊。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漫长历史时期唯一的、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那时候,西方有古罗马、古希腊,中国有春秋战国,双峰并列于世,各呈春秋。后来自从孔子搬进庙堂后,学校的教育才开始变味了。然而,孔子首先就得益于春秋时期的自由教育,如果没有春秋时期这种学术自由氛围,肯定不存在孔子。费解的,恰恰在这位“教育家”受到尊崇后,自由教育开始受到严重破坏。这是极具讽刺趣味的一件事。

 实际上,自古以来,中国的学校比比皆是。不论农村还是城镇,政府对于办学从来是不给予任何襄助的,包括专用资金。在封建社会2000多年间,基本上都是各自民办。以古代“民办大学”的书院为例:从唐初到清末,古老的书院体系在我国存在了1000多年。过去尤其是书院出现初期,大都与僧院道观为邻,选择的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里。如年代最久远的光石山书院就建在麒麟山中(今属湖南)附近朱阳观与惠光寺。稍晚的李宽中书院则直接建在石鼓山的寻真观里。读书人与道观中的道人坐而论道,互相熏陶。书院的管理体系有着分工明确、便于操作特点。它的核心是山长负责。山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为书院聘请老师。古代书院无一例外都拥有名震四方的山长。例如北宋年间岳麓书院有个叫周式的山长,学术和品行都很好。宋真宗知道后就派人接他入皇宫封他为国子监主簿他都不干,真宗也无奈。此后岳麓书院更是得名就在这。书院的教师也是很讲究重视文凭的----一般都是科举出身。至于一般私塾则是举人秀才之类。那时候,中国的乡村几乎不存在那个村请不起教师的现象啊,尽管过去没有任何一个王朝政府设置专管教育的部门情况下。难道“公办”不如“民办”?

 过去,办学都是村里老百姓自己办。新年之前,一般由受敬重的长者主持开会研究办学事宜。研究的议题:或建校的校址、或招生的人数,或收取学杂费标准以及聘用教师等问题。聘用教师是最大问题,也是最困难最微妙的一件事情。大家要一致认可,聘期基本是一年,除了教师本人以外,中途不能更换,任何人都不可以中途辞退教师因为损害教师等于给孔子脸上抹黑,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古代的学制有长有短,一般都是春节后2月份开学。教室都很简陋,这些简陋之地恰恰是培养国家栋梁的地方。我们一般都以为“十年寒窗苦”,读十年书。实际上各个朝代不同。但据《礼记·学记》记载,西周的官学学制,至少要学习九年。学校每年都设考试,年复一年,一直读九年才算学成。但后世的初级教育,即认字为主的教育是4至5年。而学成的标志是什么呢?那时侯的教材都是文(没有理科),实际上书本也没有后来那么丰富。所谓“毕业”就是对事理又知道又能够变通,处理事情无遗漏疏忽,遇到事情不惶恐,能学以致用而自立于世。这个标准也真是“弹性”得很,要这么说就是圣人了,恐怕学一辈子也无法学成,却也说明一个道理:古人上学,学的就是为人处世。可见,几千年来,包括后来读的四书五经,第一就是《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孩子从识字开始就被思想家灌入了十分深奥的哲学思想,并在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选择观点的烙印:认同或排斥。本来,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讲应该是讲趣闻、说故事的教育,但我国不是,先教你怎么做人。可悲的是做人也好不到哪去,反倒给人个“目光迟滞,拘谨木纳,不敢乱说乱动,一副呆板”样。

 读书当官,明确最早于汉代,是从作吏出身的相国萧何根据儒生的建议定律令:“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起、推崇儒家学说的汉武帝首先开办太学开始,千百年来,都是儒生考儒生,考题无一例外都是文科题目,一直延续到清朝的八股文,还是玩文字游戏,到头来始终都是“之乎者也”,搞了半天都离不开权,术,智,谋四字,以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就成了“治人”。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因为教育影响也就变成了“人治”,这四字。汉武帝时代,他创办了“太学”,虽然没有明确学习年限,但考试也是十分严格的。每年考一次,方法类似今天的抽签答问,如果发现考试者属于下材或者有一种经书不通,那就不是留级而是勒令退学了。东汉中期改为两年考一次,通过者则授你官职,未通过的则留下再复读继续学,比起西汉要好些了。到了宋元时期,学习制度上改进,较为突出的是王安石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就是将生员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学生必须依照学业程度,通过考核,依次升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每月由任课教师举行“私试”,每年由学校举行“公试”,合格的就升舍。然而,中国早期读书不见得有官当。孔子前,受过“六艺”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以从当下级军官,平时可作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战国开始发生变化,没有了食田,又没有了职务,变成了知识分子通称。士这个群体也把追随名师作为入仕途的门路。那时候各国有权有势的大臣都私家养士,有点甚至门下养好几千人。他们四处游说,受到赏识就有官当,没人赏识没“干部”给你当。商鞅本来是魏国丞相的家臣,进入秦国游说秦孝公,结果做到了秦国的最高管----大良造。孔子也属于这类,他想当官所以周游列国。他一生并没有封过候,最终还是教书匠。孔子后情况便改变了。读书当官一直延续到近代。故此我认为,汉代应是我国教育变化的“分水岭”。

 古时候的中国书院也罢,私塾也罢,都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以明道书院为例,首先要求学生要穿“制服”,这个校服当然不是像今天一样统一制定,只是规定要穿深颜色的衣服,目的是要和一般民众区别开来,让学生有士人的责任感和优越感。另外还有针对学生设置的“请假簿”“讲簿”“德业簿”“食簿”等。明道书院规定学生请假不得超过3个月,缺课三次就“罢职、住供”即不给你供给。这在当时算很严厉了。经典教程都是以威严训诫、盛气凌人的口气写成的。读书靠死记硬背,所以孩子读书就显得枯燥无味且辛苦了。教科书内是没有插图的。中国有那么悠久的文化,却为何难于跨入世界科技强国行列,始终拿不到诺贝尔奖呢?除了教材没科学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一开始就扼杀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自古以来我们的教育太关注基础,忽视了个性的解放,严重的束缚了人的智慧;学校教育---一隐性知识的失却为代价来换取显性知识的积累,而隐性知识的具备是成功的关键;高强度的学业压力使个人早期形成的兴趣和特长受到压抑,原本是多元发展的诸多个体都被强行规划到一种发展模式之中,致使个体自身的一些天然优势逐渐弱化。你可以想象拂晓天不亮就赶去学校,从小就开始背诵这些所谓的圣贤书。从四五岁开始把这些内容背熟,不管你理解不理解。墨守成规,那怕中举当官后,还不时读这些书不许读其它。长期下来形成了一种精神力量、一种独特的合力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使之打上“中国特征”的烙印。其它知识一概淡漠,被说成异端邪教。我们把孔夫子当做神,而孔夫子本人都不知道神为何物。他读书时也不是这样读的。

 老师上课,坐在讲台上,孩子们惊恐、好奇的双眼盯着老师,坐下面。而老师是一派严肃得可怕的坐在那。前面摆着砚台,小水杯、茶壶茶碗。上课的第一项内容是按学生的知识水平分配座位。测试方法很简单,即老师提问。答对的就坐好的位置,那些调皮捣蛋的就坐在后边去。上课,老师说一声“人之初”,孩子们就撕破喉咙似的在下喊“人之初”。就是背生字。什么悬梁刺股,把头发吊起来拿针捅屁股就在这。那时侯写字可没今天那么容易,别说“圆珠笔”“派克笔”没有,写字叫刻字。一笔一划用刀刻。周时写字叫“书刃”。你可想而知了。读书人的手是长老茧的。到了春秋战国才有了廉价的竹子做笔,在后来才有了毛笔。你就可以想像那个年代有几本书了。("学富五车"竹简能有几本书啊?一部<资本论>都两车啦.所以我说孔子根本谈不上博学就在这,他这圣人读的书,别说不见得比今天的大学生啃的书多,恐怕都不如俺读的书多呀。因为,那时候没有多少书可读!这是真话。)说是有了毛笔,由于缺乏兽毛,实际上用得上毛笔的人也没多少,大部分穷人孩子用的是竹笔。就是说,有了纸张后才开始写字的。

  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周朝就设立了“国学”即典籍。分为“大学”和“小学”两部分,大学又叫做“太学”,按照那时侯的规定,贵族子弟年满8岁入小学就读,15岁入大学。学什么?学“六艺”-----礼/乐/律/射/御/书/数。礼即礼教;乐即音乐舞蹈;射即射箭;御即骑马。以上四门属于“大艺”就是主要课程。书即写字,数即算术(后来连这个都没有了),这属于“小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小学了。学完了六艺就毕业,精通六艺就是全才啦。实际上从入学开始,主要还是认字为主。授课的时间比较长。早晨6点去私塾或学校。先是自习到8点,完了回家吃早餐。一个小时后正点上课。12点为课间休息,孩子们赶紧回家吃饭。午后赶回继续上课。下午的时间最长,都是天黑后看不见字了才放学回家。书院则每天分四个时段,每段都有规定的学习任务。而且既有自学也有讨论,还有教师解惑,还是比较科学的。私塾就不是这样了。学习时间长,没有课间休息,你要解手得一两分钟自由,每次只许一个去。如果哪位学生暂时离开,空出的座位就立即被放上一块小竹排意味你暂时离开,回来后再把它放回桌面上。中国字是象形文字,每个字都有个概念。那时候没有拼音字母(这是近代才发明的产物)。读书先得识字,老师也很少能把字的来源说得清楚。学校不但有严格的作息制度,那位学生违反制度处罚是很严格的。私塾不按时交作业通常做法是打竹板,即伸出一只手老师用竹板打。最严厉是罚跪。跪腰板还要直并回答问题。最要命的是学生必须熟读甚至背诵几乎全部经典经书,其中包括它们的注释,包括它们的出处。这种强记硬背方式直接损伤了孩子们的大脑和身体健康。许多学子不堪重负没等达到中举目标就中途死掉。范进中举发疯就在这。书院违规也有处罚就是以上讲的。因为书院近似“大学”,不愁没生源,门槛还不低。“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相当于今天的清华了。南宋乾道年间只有“定养士额20人”而已,后来扩大到30人。名气大了以后远道前来求学者多了才增加10名旁听生。书院不能为学子提供毕业文凭,充其量只有一张肄业证明,相当于“高考补习班”,拿到金榜题名参加科举是书院办学宗旨。

 古时候的老师因为属于“知识分子”地位高,很清高很自傲。教师神圣,所以许多老百姓常常碰到问题就请教他们。他们当然比一般老百姓聪明,但知识很不全面。唯一的最大学问是看你能背诵多少圣贤书。所谓学问高就是连书上注释的也背得滚瓜烂熟,那就算学问大了。地主官吏都不敢惹老师,你冒犯了最终还是不得不向老师道歉,甚至赔上银两。当学生更不能顶撞老师,那是非礼触犯教规大逆不道。你别看地位高,他们生活很寒酸,常常也做出一些有悖于常理的事情,如吸鸦片。鸦片战争时期很多都是吸鸦片的老师。他们是流动的。好的可能在一个地方呆几年,不好的一年一换。考不中举人没官当就教书去了。教书,还得自己去找,所以古时候的老师可说是到处流浪的。他们要是到乡下,乡下的老师得招待他们,还要给他返回的路费。否则,流浪的老师有权听你的课,觉得你不如他,他就要求考你。认为你不称职,就让你让出位子。所以就形成大量骗吃骗喝老师和识字的无赖。乡下老师怕城里来的老师,招待他就在这。从中可以折射出知识分子文人相轻酸腐的一面。

 


                

(杂谈)私塾、书院、国子监、科举

 

      

                      国子监:明清最高学府

           

 国子监是中国元明清三代最高学府,今天的大学实际上就是国子监的翻版。它位于今天的北京北京安定门内东侧,是当时朝廷掌管国学政令的最高官署,全国仅此一所。从元代成宗大德十年开始到清朝末年,存在时间超过了700年。它最辉煌的时候是明朝中期,学生一度达到8124人。国子监的领导叫作“祭酒”,相当于校长,官居四品。学生则称之为“监生”。监生即使科举未能高中,毕业后由朝廷(国家)分配,大多都可分到外省担任县级干部(相当于七品官);命好的,则可分配到中央直属机关工作。

 国子监可说是培养官僚的摇篮,当时欲谋求仕途的话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毕业于国子监了。国子监的生源由地方学校举荐。那时侯的教育是由政府控制的。地方推荐上来参加统一考试,然后按照成绩好坏“分科”,与现在的高考差不多。明代这方面考核比较严格,除了成绩还要面试,年老的或者长相丑陋的,即使考上了也会被劝退。以貌取人有点歧视与不公道。

 考入国子监后的监生有许多特权。除了国家包分配,不用参加科举考试就能在京城或者外派做个小官(如果想当大官就得另外参加科举了)。在校期间读书,不用交学杂费,相当于“文革”前考师范院校一样,并且还获得生活补贴之类。待遇是相当不错。

 不过,国子监里学习任务和规矩很繁重与严格。学习内容科目包括礼/乐/律/射/御/书/数等。此外,日常功课还有:练字,背书,作文三项。即,每天临摹一幅字,三天至少背诵300字,每月完成六篇作文。日常规范是:不许擅自进厨房,不准对伙食发牢骚,不准在宿舍唱歌喝酒,不准穿其他衣服只许穿校服,不准假装称病,不准半夜在校园游荡,不许……总之比今天校规还要严。

  国子监一开始办得较好,影响很大,并且还有不少国外留学生,人气很旺。明朝时代达到了鼎盛“延袤十里,灯火相辉”其壮观场面可想而知。但到了清朝,尤其是后期考试作弊,不经考试入学,买卖文凭比比皆是。有史料反映,到了清朝后期不具备资格的入学人数达到了10万,国子监每年非法收入银两14万。民国后清朝学部移交新政府教育部,国子监就变成旅游点了。

 

                                                               


       (杂谈)私塾、书院、国子监、科举

 

                                 我国古代科举                                          

                       

我看过一部曾经在19世纪末震撼俄罗斯与西方的神奇著作《尘埃》。这是一位叫作D·马克戈万的俄裔英国人写的著作。他是个“中国通”,书中讲了他在中国目睹的一件事:一个穷家子弟,获得“秀才”后,他步行五百里,从乡村整整走了一个多月去省城参加“举人”考试。距离考试前10天,他就囊空如洗了。但,他硬是撑到考完试。考场关门后,他目呆呆站在街道上。于是,他去打工给人抬轿子。一般人考完试就等着发榜后才离开省城,但他没钱,只好选择抬轿子和坐轿子的人一同返乡。他走了200多公里后到达山路口。前面是高山,路旁是万丈深渊,他充满了恐惧。这时候,突然从远处传来锣鼓声。他望去发现四人一组的考场听差,一边喊他的名字一边高呼“报喜”。他明白:自己终于中举了。他从抬轿子变成了坐轿人。

    我国的科举制度是从选举制度演变成为科举制度的,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众所周知,隋代之前,任用官吏主要靠选举制度。它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途径:一是,察举。汉朝就规定,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根据考察,把德、才俱佳的布衣或者低级僚属推荐给朝廷,授予他们官职。其名目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悌力田、茂才异能等等;二是,策问。由皇帝提出一些有关治国理政方面的问题,称“策问”。由被推荐者回答。所有的问题根据难易分为甲、乙等科,由被推荐者抽签答题,叫“射策”。最后根据成就授官。董仲舒就是靠这个办法上来的;三是,征辟。由皇帝之间聘用称为“征”官府聘的叫“辟”;四是,任子之令。二千石以上官员任期满了,他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弟一人为郎,担任皇帝的亲随。带有照顾性质;还有一种是,西汉规定作法,除了商人外,财产达到一定数额以上的,可以自己自备车马到首都长安候用。后来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实行“九品官人”之法,就是分九个级别考选散居在各州的士人。这种作法后来变形,几乎等于选官都是名门望族所出。

 我国最早科举制创始于隋朝隋文帝开皇年间。科,是品类、等级;举,是选拔、推荐,即普通士人自愿到官府报名,经过分科考试,根据成绩,从中选拔人才,分别授官任职。科举制度的实行有两大作用:一是打开了广泛选官的途径,扩大了君权的统治基础。中小地主和下层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的道路跻身统治阶级行列,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其实,科举制是一种圈套,目的是搜罗各种优秀人才进入官府,为王朝效力。所以有一次唐太宗在殿后段门看到新中的进士一个个规规矩矩,鱼贯而出时,他笑曰:“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事实上,科举制的推行,从唐太宗的话中可以发现,朝廷通过科举制就意味着把选官之权力收回中央,从此,官吏的任免,权在吏部(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组织部了)这样做,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应该说考试取士,这种科举制度在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从好的方面讲,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其益处甚至大于指南针,火药等技术方面的发明。可以明确的说“精英政治”的中国模式,帮助铸造了现代西方社会。但往坏的方面讲也有很大的弊端。

 科举制开始之初,设秀才、明经两科,隋炀帝大业年间增设进士科。唐代又增加明法、书、算;宋代发展到制科、词科、武举、童子、学究等十三科左右。在所有的科中进士科最为重要,考取难,官任重。据查,唐代及第人数仅仅占百分之一、二。常科以外,还有特制。我国唐代最隆重的当属制举,就是由皇帝“手诏举孝廉、茂才异能之士”。有考试也就难免有作弊,宋朝开宝六年(好象是相当公元973年吧),发生过一次科举舞弊事件。宋太祖因此召见及第与未及第者若干人,在宫廷重新考试并亲自阅卷,这就是殿试,从此也就形成了制度,每三年就举行一次。及第者在殿前唱名,由皇帝亲自“赐及第”,从而显得十分隆重光彩。无疑,此刻被点到名了就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了。

 到明清则实行八股取士。根据《名史》说,科目基本沿袭唐宋,但稍微有改,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札记》五经命题。“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与前朝相历代相比,明清两代的选举制度有其特点:一是内容上要求考生在应试文章里,除开头的破题外必须包括八个段落:起讲、领题、提比、出题、中比、后比、束比、落下。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八股文了。第二,在程序上,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中者为生员,也叫秀才,但不给官职。每三年在省城会考一次,资格是生员参加,称作乡试,及格的叫举人,给个小官(范进中举就这层)。乡试后第二年春,由礼部主持会考于京师,称会试。及格后复试一次,在皇帝殿廷举行,这次由皇帝主持了,称殿试。考中者发榜分一、二、三、甲(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直授翰林院修撰官职,是个从六品官,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任职级别。而“榜眼”“探花”二人则封授翰林院编修官职,正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县长级别,属于地道的芝麻官;二三甲可以再翰林院庶吉士,叫“馆选”中者入院再读,出来可以授较好职位,不中则分授予其它官职了。所谓“编修”一职,是个修国史、实录、会要的官称。在我国古代,举人考中“状元”后,皇帝封官职务并非戏剧小说中说的那般高。另外,在“状元”与“驸马”爷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考中不等于马上就可以当官,即获得“出身”虽然获得做官资格,想要真正走上仕途,还要经过吏部主持都考试,还要“守选”,等待分配工作。快都三五年,慢的也要七八年。柳宗元21岁登第,26岁才被授官;韩愈25岁登第,正式授官时候都35岁了。唐朝的裴耀卿8岁通过童子及第,20多岁才给职务。范进连连考了20余次,54岁才中举。

  科举的“功”与“过”。科举对我国历史和现实都有重大影响,其产生于隋朝是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的。因此,弄清楚这个特征了就很容易理解科举出现的原因,科举的目的为何也就清晰了。

 东晋伊始门阀兴起,穿过“五胡乱华”和南北朝,隋朝出现。稳定的贵族势力发展是这几百年的一条主线,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出身贵族,贵族子孙一出生便意味着高官厚禄。这种文化与政治传统的弊端是很清楚的,它对下意味着不平等,对于王室则是致命的威胁:贵族势力随时可以掌控国家大权。隋朝制定“科举”制度的出台并非是为了普通公民的平等权利——许多人如此误解,这个制度的建立恰恰是为了抵制或制衡在中国出现的一项原始“民主”雏形:门阀势力与皇庭的对抗。所以科举制度的产生毫无“先进性”可言,或者说这个"先进性"被抵消了。不过,科举制度确实客观上打破了贵族的独享权利,使平民也有机会进入管宦阶层,这是事实。

 科举最终被现代西方教育制度所替代已经说明了它的弊端与不足,所以科举不应是中国人的骄傲。假如从先进性而言,它没有明确建立教育体系,科举只是一种考试遴选的方法,从其目的来看更是一种说不出口的实用主义:选官。科举制度的“平等含量”是有限的,真正穷苦平民的孩子一般是进入不到科举行列中的。科举最终挑选的只是富裕人家或贵族的孩子。它只不过打乱了原先严格的贵族秩序而已,在科举制度下无论是谁都可以靠个人努力才取得成绩。说到底这是一项上层社会之间的“平等”,是富人之间的一项平等。

  另外,科举的“平等”是不自由的,是虚假的,不能过分夸大这个制度中的“平等”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因为它是皇帝或曰统治者赐予的,不是一项宏观上的政治制度保证,一旦皇帝不悦这个“平等”是可以随时收回的,正如在科举考试中考生考第几名也是皇帝可以说了算的。你的名字冒犯其讳,哪怕你考第一他都可以去掉你机会。清朝一位王爷说的(实际上引用唐太宗的话)最明白,这项制度使所有的人才都“尽入吾毂”,为我所用,如此而已。连“平等”的成果也只多便宜了皇帝,科举制度并没有使中国人真正受益。在科举的“平等”与贵族体制的“民主”之间,从“政治”的角度方面考量它们各自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真不好选择。假如历史可以倒回,我宁愿选择贵族抗衡朝廷的“民主”而舍弃科举的有限“平等”。西方社会没有实行“科举制度”照样走出了一条合理的发展道路,足以说明“科举”起码是可有可无的。

 我以两个例子说明:苏东坡考进士。那次省试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东坡试卷内有一段“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段故事完全是苏东坡瞎编乱造杜撰出来的。那些考官都是博学鸿儒,却记不清出自何典故又不敢吭声怕笑话。等到他中举后摆酒席,老儒富弼问他,你那段“杀之三”,出自那本书啊?他才说是他自己瞎编的。他这丫胆大顽皮。陈独秀也类似。老师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题目叫“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它是《孟子》的梁惠王里边的两句话,解答题呢就把这前面一句截一半,后面一句截一半,把它接起来,“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陈独秀一看这个题目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题目,根本狗屁不通,我就用狗屁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你.结果他把这个《昭明文选》和《康熙字典》上的关于鸟兽鱼类草木,难字、怪字、荒谬的古文,惶惶写了一大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句不接下文,牛头不对马嘴,惶惶弄了一大篇,就交给了考官,考官一看就蒙了,他看了几行“慢,慢走,你给我站住”。他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把陈独秀看了半天问:“你几岁了”。“我十七岁”。他说:“好好,你回去好好上学吧”。结果回来他跟哥哥一说,哥哥心都凉了没有话可说。他一想:完了,坏了,我考砸锅了,让母亲失望了。结果是他开了这么个玩笑,没想到歪打正着,这个考官啊,取了陈独秀第一名,中了秀才。我的天,你说是“名师出高徒”还是高徒出名师啊?这就是科举。

 科举不仅无功,我认为“科举”是中国的千年祸源。科举制度很可能是一项使中国封建制度更为稳健的一项制度保证,它使“温水煮青蛙”成为可能,中国封建时代绵延几千年,应有“科举”的功劳。你想,创制之人都是儒生,故教材与考试内容都限于儒家的经籍,等于是儒生考儒生,朝廷的“高级干部”和地方主要官员基本上是儒生。可以说,儒家包办了中国教育与科举制度二千多年。有了科举制度,社会的稳定性加强了,各路英雄豪杰都愿意约束自己去看看皇帝的“考试大纲”为日后进入科举而努力了,准备“入彀中”了。假如它一无是处也就不会存在千年,起码秀才听话啊,听话了就不会造反,皇帝喜欢。

    科举制度有罪,罪在以下几点:“科举制度”以儒教思想为核心、为重点,实际上这等同让一个民族“偏科”近千年。“科举”偏文舍理,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假如没有科举制度设置的独木桥,或许中国人自由自在地可以象西方社会一样走向文理均衡的道路,最终发展出丰富多彩的自然科学,起码不会“偏文”如此厉害。这个危害深入中国文化至今,宏观思维上中国人多少都是“偏文”的。“中文系”泛滥,他们到处行涂抹“万金油”,使中国的社会管理普遍不专业、不节约,这多少都是“科举”的流毒,以华丽文章替代专业技术能力。我国科技进步缓慢和偏科有很大的关系。出不了诺贝尔奖就在这。

    科举制度千年中间没有发生过实质性重大改革,尤其在儒教思想的研究与传播方面没有发生过变革,两害相加,狼狈为奸,科举制度与儒学终成东亚桎梏。“科举”是儒教的大本营与保护伞。没有科举制度或许儒教并不如今天如此腐败,没有科举或许没有程宋理学,……。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哪么长久,社会上升缓慢就是桎梏盘旋直径大。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伴随它左右不离的科举制度,而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几乎都是儒生。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缓慢,封建专制始终不变,弊端种种和这是脱不开关系的,别否认这点。

 科举制度潜在限制了中国社会的自由——科学发展的自由,思想发展的自由。科举限制了中国人的天性与个性。甚至连今天明显的“官本位”怕也是起于科举的祸端。读书这一文化行为,从科举制度成立之日起,在中国就成为一项有目的实用活动:当官。这在世界历史上是鲜为少有的“创举”。 没有科举制度,可以肯定中国完全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有了科举,千年人才尽耽论语,绵长文明更入歧途。可说中国科举之“罪过”罄竹难书。我国是从1898年开始考试制度变化的,也就是从1898年开始,教材获得翻身增加科学知识,才有了“新学”。

 

   

(杂谈)私塾、书院、国子监、科举

 在全球一体化下,竞争越趋激烈,科技不断创新,社会要有健康流动,就一定要投资教育、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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